我做了10年、最终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书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我将它定位为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我想做的，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
我所理解的口述史
口述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不等同于人们一般理解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它的内涵相当丰富。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不外乎两点，即它的民间性与个人性。
首先是它的民间性。口述史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使这些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第二是它的个人性。口述史强调从个人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是口述史学与主要以民间传说构成的“口述传统”最重要的区别，因为后者往往是集体性记忆的产物。
这两点就是我这部口述史遵循的原则，而这本书尤为注重的是这两点的交叉与结合。
在这部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中，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更多的是普通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姓、少数民族和妇女，这是以往研究北京史的学者较少关注过的。至于访谈议题的中心，则是他们的普通人生。这一选择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即使访谈内容与重大题材有关，选取的也未必就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人物。这样做也许会遭人诟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事件与某些代表人物结合起来，但我却认为那些边缘的小人物，对同样的一段题材、一段历史，也会有自己个人的感受，他们的人生受此事件的影响，也未必就不如大人物、代表人物深刻。第二，这并不说明我就一定排挤名人，只不过是访谈对象即使是名人或是某重大事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时，访谈议题也仍重在他的日常生活，而并非他超乎凡人的成就，我想以此来与对名人的新闻采访区分开来。
口述因人而异，它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即使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采访者，他的口述也会衍化出不同的版本。文献却是稳定的，一旦形诸文字，便很难再修改、再推翻。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史家做口述时，无论从上至下还是从下至上，他们更感兴趣和更愿选择的，总是那些有文字记载的人群，这就具备了以稳定的文献与流动的口述相参证的条件。史家讲究的是校勘辨误，这当然是就文献与文献之间的互证而言；如果再跨越一步，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讲的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参证，其说早已为学界承认并推重；而将口述与文献互参，不仅仅与“二重证据法”在方法论上有一脉相承之迹，可以纠正被访者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更为重要的是，二者互参，还可以以文献为据，来分辨哪些是被访者在此基础上有意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对这种虚构本身的研究，包括被访者何以要进行虚构，在这种虚构之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心态等等，往往是研究者最感兴味、研究也最有价值之处，这便比“二重证据法”又跨越了一步。所以，对于口述而言，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参照物。没有比较和参照，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的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很难有进行艰苦繁琐的爬梳考据的耐心和能力，而这却正是史家最见功力的长处。
以稳定与流动相参照，只体现了文献价值的一个方面，以“点”与“面”相参照，恐怕是文献更重要的功能。口述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个人，他（或她）所谈的经历与往事，不可能与他生活的大背景毫无关联，也不可能互无影响。例如老北京人对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无不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记忆，但旗人后裔与汉人和回民对此的述说，却存在很大差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不了解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和生活于八旗社会中的旗人特点，对这些差异就无法理解和做出正确的解释，而对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又不可能离开当时的文字记录。总之，当我们把以个人为主的口述看作是“点”，将文献记载的历史背景看作是“面”时，置于大事件之中的小角色的感受，才会变得饶有兴味和深具学术价值。所以我认为，这是文献之于口述史的不可替代的功用。
此话当然是有限定的，因为在没有文字文本的时期和地域，也许同样可以做口述史，完全不依赖于文字文本的口述史作品，现在有，将来也一定还会存在。但是具体到这部关于老北京人的书，既然被访者所述时期还同时存在着大量官私方文献包括档案，所以将文献引入到口述中的工作便不可避免。这表现在：其一，寻找被访者时，让文献起到向导和为被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作用。其二、将被访者讲述的内容与文献进行对比和参照。其三，当二者间出现不同的时候，并不简单地判断哪个更真实、更准确，而是考查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以此引导出下一步的求证。当然，在整个的访谈过程中，无论我在文献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也必然是居于幕后、隐而不显，因为在一部以口述为主的著作中，是不可以让文献喧宾夺主的。
总之我认为，将文献与口述相结合的口述史，是区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的口述传统的主要特征，也是我这部口述史，区别于其它有关老北京人的访谈、传记的主要特征。将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结合在一起，我便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老北京人”的界限
这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拥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P2）。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这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以上的事件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这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将时间定为最近的一百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由口述史这一学科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诸如族谱、碑文之类的文字纪录，也没有为了要子孙后代记忆而编写传唱的歌谣等形式，一般地说，人们的记忆至多只能上溯三代，也就是祖父一辈，再往上溯，往往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而难得有具体的故事了，而惟有故事，才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口述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前提（感谢我的同事胡宝国教授提醒我注意到这个事实）。
当然，所谓三代定居北京，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京城的官员到外省赴任，孩子可能就在外省出生；京旗人家没落之后，有可能到外省祖坟上守坟；清末就已定居于京的移民，子女可能还留在故乡，直到长大才来京跟父母，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根、他们生活的主脉还在北京，何况这样的进进出出，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本属正常，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第二是划定地域的界限。北京的行政区域，近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郊区日趋扩大，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所以对于老北京人居住的地域，也是非加以限定不可的。这本书选择的被访者，主要都在城区，亦即旧日被包围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其中又包括内城与外城（南城）两部分。至于城墙之外的城郊，我只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点”，其中一是清代旗人的聚居地，因为城郊的旗营与城内的八旗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一些主要依赖城市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那些人，以此来展示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在目前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中还基本上是个空白。至于京郊的农民，这里就不再囊括了。
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划定之后，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力求在这个界限之内取样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这是在设计口述方案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我在口述实践中却发现，预先的设定只能是初步的、粗略的，更多地还是要边做边发现问题、再随时予以弥补。这个随时修正、随时补充的取样过程，其实也正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把握不断改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也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北京史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误区。对自清以来几百年间少数民族在京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认识，是其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在很多研究者心目中，始终根深蒂固地将汉族人和他们的文化置于这个城市的中心，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门外的天桥和宣武门外的会馆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清代京城的居住格局既然是外城住汉官汉民，这两个地带又是汉人最重要的集聚区，对这两处的强调，就不能否认带有对内城满族文化的忽视。
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客观历史事实造成的结果。自辛亥革命爆发到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北京旗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歧视，失学、失业，生计濒临绝境，迫使他们改汉姓易汉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种种现象虽然在全国的旗人中都曾存在，但北京城尤为突出。自辛亥革命迄今百年，当年的京旗已经不存，他们的后裔中有很多并未“改回”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者说他们并未认同于今天的满族。在我访问的许多家庭，亲兄弟姐妹几人往往有的报满族，有的报汉族，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子。正因如此，所以我制订访谈计划时，就不拘泥于人们在今天户口册上注明的民族成分，而是将这个已经隐而不见的族群的后裔，作为我着力寻找的重点。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对祖上作为旗人的历史保留有较为明确的记忆，旗人生活的基本方式，包括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民间信仰、年节习俗，以及娱乐等等也仍有遗存。所谓“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而以主要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才迁徙移来京的汉人作为中心，或者以今天的满族来反观当年的旗人，都会对当时的北京，产生很大的误解。
京城的少数族群指的并不仅仅是旗人，回族、蒙古族群体和他们对北京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在寻找到并访问了相当数量的旗人后裔、回民与蒙古人之后，我才比较能够想象和理解昔日的那个北京，那个既不是城市规划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学家眼里的抽象的北京，也不是一些学者根据北京的现在想象出来的所谓“民间”和“市井”的北京。寻找这些隐而不露的族群和他们的后裔，倾听他们对祖先的想象、对当年北京的记忆，是了解这个城市文化与心态的前提。
至于外城，除了汉、回等民族的工商业者和士子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由京郊和河北等省迁移来京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汉、回民族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自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在京城扎根，主要环居于京城外围，构成北京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边缘地带，是京城中最不稳定也最贫困的下层社会群体。以往谈外城者，往往津津乐道于宣南的文化与前门外的繁华，却鲜有人注意外城的贫困。事实上，移民与他们的贫穷，也是外城近百年来与商业与文化同样重要的主题。
结构与布局
这本书中的每篇口述访谈，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口述本身；二是每篇访谈之前的访谈者按；三是注释。
将“访谈者按”放在每篇之首，旨在为我做这篇访谈的宗旨、我为被访者身份的定位、该访谈的特点与值得阅读的精彩之处，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交待。有时也会介绍当时特定的语境（context）以及我个人的感受和心情。我还特别会谈及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或身份、在什么时间“进入”（access）这场访谈，以及是由哪里切入访谈的等等相关问题，这对一部口述史来说，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环节，因为口述永远是访谈者与被访者互动的产物。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和不同性别的访谈者，被访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和回答，这直接影响到口述作业的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我当然都是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入访谈，但即使这样，在不同的环境和心境下，也会出现不同的版本。
二是口述本身，这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全部是根据现场录音转录再加以整理的。这部分看起来是由被访人唱主角，但往往也是最见访谈者功力之处。对于访谈者来说，最难处理的莫过于对口述录音的文字转写与取舍。海外研究口述史的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被访者固然是在与访谈者交谈，但是前者与他自己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更值得重视，而这一点往往难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他们认为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被访人使用的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语码转换、他的语音语调，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这些见解，从理论上说固然不错，但对于口述作业的实践者来说，却未免有些抽象。因为作为一部作品，即使是学术性著作，也必须顾及到文本的可读性，如果通篇记录都存在着各种口头语、长时间的停顿、反复的断续、重复，以及前后时序混乱等情况，读者不仅没有读下去的耐心，而且也根本无法读懂，因为在访谈者借助特定的场合、根据被访者的语气、表情和手势表达出来的内容，是转录成文字时无法表现、仅仅看文字也无法明白的。这是我的无奈，也是目前做口述史的研究者尚无法逾越的障碍。
第三是注释，这也是口述访谈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对时间、地点、具体名词出处等必须作出的规范性的交代之外，对于被访者在叙述相关史实时与文献或其它记载之间产生的歧异，我也在注释中尽量罗列或者做出考释。此外，该篇口述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史实，凡在其它篇目中也有涉及的，我会在注释中一一举出，以便于读者参照。注释是一件看似不起眼、其实颇费心力与功力的工作。
做这样一部以数十名被访者的口述为主体构成的北京史，是对我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和方式，将这样几十个既非处于同一事件、亦非属于同一群体的个人口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致给人一盘散沙的感觉。我的努力方向，是尽量做到“形”散而“魂”不散。从整体结构来说，按照地域划分为内城编、外城编与城郊编三卷，旨在突出京城不同地域居住的人群之不同并且具有稳定性的特征。在这三个地域之内，则按若干人群、亦即若干社会群体分类，旨在强调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域存在由不同人群构成的圈子的、这种惟城市独具的特点。而在每个群体中，又各自有各自要展现的主题和中心，也就是各个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方式和关系。总之，居住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与记忆也有着巨大差异，正是这种种的差异，能够让我们从更多的层面、更多的视角观察和理解这个城市。我相信这种理解，比起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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